我所看到的星之夢（有劇透，請慎入）

To Crane 同学：
前面一段我主要说明我所理解的作者的写作目的，所以拿文中关于过去(例如星象馆刚成立时)的美好时光作为
论据，这里并没“大肆称颂”的意思，也没用到“完美”这样的字眼。显然，如果还存在导向灭亡的隐患，就
不能称之为“完美”。人类的发展进程是环环相扣的，从这个角度看，《星之梦》正是作者为了改变往最坏结
局的一个环节而作出的一点努力。

和你的观点不同，我认为人性中的恶是可以能被整体改良的，为此我例举了北欧和唐朝，这都是全民的素质都达到很高水平的例子。优秀的制度不仅束缚、压制了人性的恶，也保护的人性的善，对于善良的人来说，往往
会觉得这样的制度理所当然，从而不会有收到束缚的感觉，长此以往，这样的制度就可以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了。如果怀疑的话，你到瑞典或者芬兰，找一个人普通的人，问他(她)是否为生活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而感到悲
哀，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再说过去的100年，你说从不同角度来看可能会很悲观，但是我们要的不只是某个角度的结果，而是要全方位地综合起来看。从游戏中的时间计算，《星之梦》发生的时间就是在现在起100年之内，战争可能在你我的有
生之年就会发生，所以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能说没有意义。

最后一点，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往往不会对本人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但如果过于抑郁那就很难说了。

我前面说过，制度在束缚、压制人性的恶的同时也会保护人性的
善，压缩了恶的生存空间，也就必然增加善的生存空间。我们说瑞
典人素质高，不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压制特别多，更不能说他
们一出了瑞典就会变坏，因为他们这些理念已经深入了大脑，不再
容易发生变化了。作为制度对人性产生的正面影响，这是非常有现
实的。再说历史和文化因素，作用也并没有你说的那么重要，原先
有着各种历史各种宗教、文化的国家，不都有实行民主制度的例子
吗？而瑞典在1920年代，也不过是一个被欧洲诸强过瞧不起的贫穷
的农业国，是什么历史和文化使他们突飞猛进呢？
我也没有说乌托邦一定可以实现。但是人类可以建立一个良性的社
会制度，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至于使问题扩大、
无法收场。就像人的免疫系统对付发生突变的基因一样，不过肯定
要完善得多。“未来皆有可能”是没错，但别忘了你前面提到过的
人类历史的延续性，人类的发展进程是环环相扣的，未来的可能性
都是建立在今天的基础上的。即使你只是把握好自己，也会增加未
来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如果把你的想法传播开去，让更多
的人去思考（即使不一定接受），这种可能性就越大。一般来说，
怀疑总是好的，只是我觉得哲学经常在钻死胡同就是了。

乌托邦是指所有人都自觉遵守某个默认的道德准则的社会，这种社会是不需要制度来约束的。所以我所指的这种具有完善(不是完美，但总是能够修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制度的社会并不是乌托邦，这个社会并不试图解决有关人性的所有问题，但是能逐渐扩大你所说的“一部分人”这个群体，并且使这“一部分人”成为主流，现在这种制度已经在一些国家实现了，许多国家正在学习借鉴，假以时日，就可以成为世界的主流。

回28楼：
(前段时间没空回复，见谅)
1.人性中的问题不可调和并不能推断那“一部分人”是无法成为主流(原命题为假，否命题不一定为假)。
2.人可以被现代性的生活逼至窒息，这句话太泛泛了，至少要找出一个直接原因来，比如说贫困，但是我们看到北欧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做到了消除贫困。
3.就我所知，同时具有高透明度、对高收入者实行高税收抑制贫富差距、高福利这些特征的制度正是从20世纪的北欧开始的，如果你认为有更早的请举例。
4.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好的制度得到了推广,例如几种形式的民主制度,现在民主已经是世界的主流。为什么更进一步的改革就是"根本地违背了人性本身和历史实践"呢？
5.为什么北欧人自然就能成为你所说“一部分人”？为什么"人性根本的问题"在他们身上得不到体现？按你的说法,其他国家无法实行他们所用的制度，到底是因为历史文化原因还是“人性根本的问题”？
6.我们这个世界是有限的,如果有一个国家进行改革,未改革的国家就会减少一个。如果你认为有哪个国家"始终"无法改革，请举例说明？

除了国家层面上的法律法规，企事业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可以解决部分问题；另外，如果贫富差距缩小，细小的利益得失方面的纠纷也会减少；至于其他一些小恶，既然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可以认为是日常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人们应该自己去解决。只不过，很难想象一个很小的契机，如何就能使之偏离幸福万里之遥了。前面也说过，我承认制度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像文化教育这类的东西才有存在的意义。再说生活的快节奏、高压力也不是绝对的，至少我们现在是双休日、8小时工作制，还有每天工作7小时的。西方国家员工经常能通过一些手段在制度允许范围内和老板斡旋，而且取得成果，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民主制度是被某个特权阶层利用了，当然也有国家是你说的这样，但他们那一套“民主”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关于历史和文化对人的影响，我认为，历史和文化是由人创造和传播的，你可以想象多年以前，北欧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文化。从19世纪开始，西方文化就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学说，他的实践经验来自于英国，而他的理论影响了全世界，何况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文化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那种闭关自守的年代。最后，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大人物”已经成了过去时，在其他国家还存在的，也都得掂量掂量了，老萨的下场就是例子。

回39楼：
我不知道你对“恶”的定义是什么，而且我也没听说过经济学都以人性之恶为前提，就算一些经济学理论有类似的前提，那也只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粗略假设。假设无法和现实划上等号，因此经济学也一直是错误不断。现在亚当斯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早就过了时，而新的制度经济学为了逼近现实提出了更多的假设，包括对人类利他行为的假设，但也不能作为可靠的论据。
什么叫“没有一种政治称自己与人民为敌”？难道中国几千年帝制都是得到民众支持的？人民并不是傻子，没那么容易被蒙蔽、把真伪混为一谈。"所有的政治和民主都有其虚伪性"？我觉得你过于想当然了，如果你怀疑它虚伪，就得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你自己出了问题。人类政治文明近百年来取得的进步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抹煞的。
关于瑞典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历史文化条件的特殊性可以解释某种制度为什么最先在某个地方产生，但却不能限定它的适用范围。任何民主制度不可能只体现某个社会阶层的要求，而只能对各个阶层的要求作出妥协，所以瑞典的制度固然也体现了中产阶级的要求，但也只是和其他阶层调和的那一部分。瑞典近年的改革是对现有模式的微调，例如减去了部分税收和减少20%左右的福利，这也并不是对原有模式的否定，更不会造成社会动荡。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你认为“人自身的问题必须通过人的主体性来解决”，那么你能不能谈一下具体有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我既不想谈圣贤思想艺术，也不是在某个经济理论框框内作泛泛的讨论，我们讨论的是经济理论本身的对错，所以必须在其前提真伪问题上较真。因为前提错了，后面的一切分析都将是空中楼阁。而且从逻辑上讲，“这是政治经济学科的基本前提”和“这是一个假设”两个命题并不互相矛盾，就算前者为真，也推不出后者为假。至于“从政治诞生那一天起，这就成为了一个在某种领域内的事实”更是想当然的表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遭到了无数的批评，并且陆续有更接近现实的假设出现，他忽视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其盲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失败你自己也提过；而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早已被大多数国家摒弃，剩下的都是极度的贫困。所以我所说的“过时”，是指它们由于自身的严重缺陷，已经无法解释和指导现在的国家经济体制。如果你要曲解为“全盘否定”，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过，各种具体形式的民主制度已经在全世界许多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实现了，这正是对你的“国情决定论”最有力的反驳。最近的例子是我们的西南近邻不丹，原本一个君主世袭制国家，在国王的推动下，今年组成了第一个全民直选的政府。另一方面，“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这并不代表我国从过去、到将来都是“人口多，底子薄”，实际上国情会受到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制度。我承认制度改革总是“困难、复杂”，但这决不是“不可能”、“无法想象”的，这么多民主国家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一个个地改过来的。民主国家有利益斗争是没错，但并不存在一个占据明显优势的阶层，各阶层都会有所顾虑，所以利益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妥协。
最后谈一下我对所谓“人的问题”的看法。我认为个人的价值实现永远不能和社会的进步割裂开。就像你今天能欣赏到《星之梦》，浏览网站，发表评论，这都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你光顾着“一个具体的自我的脚下”就能得到的。个人的“悲悯、反思、成我、超越”的确比改革社会容易想象、容易实现，但这也没什么价值。当然，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不为世人承认的“完人”概念，然后一直朝那个方向努力，而且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它人看来，你这个理念就是自私和消极的。

我说到的好的制度已经确实存在于一些国家，这是事实而不是假设，而你认为“未来的前景”是假设，是把因果倒置了，未来的前景是我的推理结果而不是原因，我并没有以“未来的前景很好”为前提作任何推理，所以这也不能称为假设。而你却在拿经济人假设，对“人性之恶是不可能被整体改良”作肯定的证明，这岂不是很可笑吗？既然你认为应该在实践中分析理论的相性，为什么却要抱着那些一百两百年前的理论不放呢，难道从那以后人们的实践就停止了吗？为什么你对那些批评他们的声音充耳不闻，而且对近几十年来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新理论只字不提呢？事实上，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必然产生损人利己的行为，也只是博弈论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的想当然结论。艾克斯罗德以计算机程序研究囚徒困境证明了，一个自私的人的群体会自发地向加强相互合作的方向进化，而损人利己者和绝对善良者(从来不报复损人利己者的人)在进化过程中都将被淘汰，从这个结论可以看出，“双赢”是可以存在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等价于恶，因此也不能得出人的本性就是“恶”的结论。
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没错，但这个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正是试图从变化中找出规律。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制度变化规律的学科，这些研究者同样承认制度变化的规律非常复杂，而且一些类型的制度的巨大惯性会使得它们难以改变，但他们在研究冲破那些顽固的利益集团的方法，而不是“不可能”。我认为北欧国家的政治已经是善人的政治，只不过这个“善人”并不是你说的老好人，他们也会争取自己的利益，只不过考虑问题更加周全，更接近博弈论上的最优策略罢了，你所说的绝对化的善，我们并不需要。
“我向着内心安顿自我，您满怀抱负改造世界，谁对这世界来说更好，没人知道”？在这世界上，自有人流芳百世，有人遗臭万年，你以为这两类人没有分别？当世人都是聋子和瞎子呢，典型的掩耳盗铃者的思维方式。“一个圣人对世界的命运确实没有什么贡献，但他/她对他/她自己的贡献就是百分之百的”？别玷污了“圣人”这个词语，无论古人今人，对世界的命运没有贡献的人没资格被称为圣人，对自己贡献百分之百的人是百分之百的小人。“至于一个人在“悲悯、反思、成我、超越”的过程中还要征求世人对完人概念的承认，这岂不是一个笑话吗？”呵呵，既然你不在乎世人的承认，那你就应该造座象牙塔把自己关起来啊，凡人的毁谤只会对你的“完人”形成干扰。若不然，你就该好好解释一下在这里发贴的目的，否则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虚伪。
说到梵高，可惜他和你说的不一样。他一生都在追求世人的友爱和认同，尽管他到死都没有得到。梵高认为艺术应当关心现实的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他因为太爱这个世界而失去了自我，虽然他最后的自杀是消极的行为，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做过无数次积极的努力。他曾经把自己的钱财和衣物都拿出来接济穷人，也曾经全身心地支持矿工为维护自身权益进行的斗争。在这些事实面前，我可以断定：梵高绝不是你这一条道上的人，你休想把他拉下水。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倒是可能和你比较像，这两人都反对民主，赞同独裁，而且寄希望借欺骗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你跟在这些人后面“反思”，也许还能把对自己的贡献提升到110%也不一定？

最后也送你一句名言：
不要嫉妒那些在蠢人的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因为只有蠢人才以为那是幸福。 —— 伯特兰·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