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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从言文一致角度浅谈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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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言文一致角度浅谈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对声音


历来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支持文言的一派往往遭到贬斥,作为“反派”角色出现,评语往往也是:维护旧文学,是腐朽落后的顽固派一类。在我们的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 高教1999修订)上也以“逆历史潮流”“虚弱本质”“阴暗心理”评价;新旧文学之争中的文字也被冠以“诽谤与咒骂”“恐吓与污蔑”的称号(或许确有此种内容,但这样以偏概全是否有失公允)。本文试从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即“言文一致”出发,论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守派声音存在的必然性与保守派观点的合理性。

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等主张,实质上是一种言文一致运动的论调。而言文一致并非中国所原创,在日本早在19cen80s就有言文一致的论调,并在80s后期由二叶亭四迷与正冈子规等人在小说,俳句,散文付诸实践。中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晚于日本,但是否受日本言文一致的影响并不敢轻易下定论。
但是这并不是关乎根本的问题。对比中日的言文一致,既有相同之处:在言文一致运动之前都有长时间的铺垫(如中日的古白话小说);都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提出;都在文学界得到实践并推广,最终取得成功;也可观察出很多不同:日本的言文一致得以推行得到了明治政府的支持并成为明治政府西化政策推行的工具,中国的言文一致产生于军阀混战时期,并无政府顾及,主要是学术界内部的争论。
但总体来说,中日言文一致运动的相同多于相异。可以说,中日的言文一致走了一条相类的道路。从打倒文言文(汉文)到推行白话文(口语体),两国的文字都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能再恢复过原来的样子。
以日本举例来说,在正冈子规与他的写生文运动,以及“写实主义”兴起之前,日本的文学以汉文为最优秀的文体,为日本文学的正统,虽然有古口语小说的出现,但基本局限于话本之类,不入主流(虽然紫式部《源氏物语》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对汉文的反抗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汉文在日本古代文学的统治地位,当然也不能否认非汉文文学在文学史上确实有过作用)。甚至可以说,汉文作为 “面具”已经拥有了掩盖与超越其“内面”的地位,被视为不证自明的东西(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在言文一致运动后,由于明治政府在教育上的有力改革以及文学界大部分作家的普遍认同,口语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取代汉文及其他古典文体,成为日本的通用书写语言,并发展出一套完备的理论系统。最终沿用至今。自言文一致运动后,汉文再无出彩的作品出现,也逐步沦为教科书与研究资料中的文体。可以说,日本的汉文创作在经历了言文一致运动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亦是如此,文言自古作为汉文学不证自明的存在形式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当新文化运动刚刚掀起波浪,开始冲击文言统治时,没人会想到短短十数年后这种看似新生的文体会成为文坛的主流,而屹立千年的文言巨木竟会零落至此。当数十年后,毛泽东被称作中最后一位古体诗人时,文言文、古体诗的创作,已如日本的汉文般难觅踪迹,教科书中也只学习阅读其作品,偶尔的一两篇高考古文甚至被捧做天才之作,但这却正是我们的古人自幼耳濡目染,最基础的能力。
言文一致运动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运动,更是一种思想运动,更详细的说,是一种根本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思想运动。伴随言文一致运动的,是或多或少的西化思潮。在翻译西方的著作时,中日学者不约而同的都感到了文言文(汉文)的弊端。而西方历来就有言文一致的传统,学习西方使用简单易懂,更贴近西方文化体系的口语体(白话文)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
这时他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选择:
1.选择白话文(口语体)作为书写文体,便于翻译西方著作吸收西方思想,顺应西化思潮。但是要放弃本国长期的传统文化,并可预知的不可恢复。
2.继续使用(文言文)作为书写文体,保持本国传统。但是意味着对西方的思想的形式上拒绝。
在日本,很多学者因此陷入了困境之中,如被誉为“国民作家”“孤独的巨峰”的夏目漱石:“漱石走上了作谓洋学队队长的道路,却又时时有从中逃出来的冲动。”(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漱石少时曾经饱读汉文,励志成为汉学家,但后来受新思想影响,转投英文学。但他并未像很多中国的学者那样,抛弃汉文而成为西文的拥趸(具体中国的学者是真正抛弃还是只是为了宣扬思想而作假暂不作讨论),而是在西文与汉文的取舍上苦苦纠结。
漱石在这道选择题面前犹豫了,虽然他的小说是言文一致后的口语体小说,但他无法抛弃汉文。但是言文一致运动并未因他一人的犹豫而停下脚步,结果一如上面所说。
可以说,在言文一致运动中,漱石既是支持者,又是反对者。而由于日本的言文一致在政治意义上的特殊性,这种反对并未转化为尖刻的言论,而是趋于含蓄,更多的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矛盾性上。但至少由此可见,言文一致运动并非是百利无害的,言文一致运动的反对声音的存在是有其客观依据的,是由其自身的矛盾性所导致的。日本与中国的实践都已经证明,言文一致运动是一个东与西的选择题,两者并不能兼得。且选择一方后,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拒绝且不可恢复。
反观中国方面,当白话文运动刚刚兴起之际,以至后期发展中,一直都有保守派的声音,如林纡先生,严复先生,刘师培先生,甚至西学出身的梅光迪先生等等。他们清醒的意识到了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历史积淀的不易:“然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 “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近邻,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足有使吾人自豪者。”(梅光迪《学衡》发刊词)“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林纡《论古文之不当废》)
而甚至是当初最先提出推行白话文的胡适先生,在后来也不止一次的提出“整理国故”。(当然胡适先生对古文的态度一直是批判继承,但这也表明了胡适先生在废古文一事上的犹豫与矛盾。同样如此的亦不止胡适先生一人。)
从个人来说,我是赞同新文化运动采用白话文以代替古文的。毕竟白话文那个时代具有古文无法比拟的优势,落后陈旧的中国需要改变,变革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变传播思想的媒介。“今欲革新政治,势必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是一片崭新的田地,而这片田地里种下的第一颗种子就是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想。
中国需要新思想,中国需要白话文,中国需要变革。变革意味着新事物替代了旧事物。文言文,白话文,二者势必只能留存一支。变革势必伴随着阵痛,而林纡等先生正是这种阵痛切身的体会者,为什么他们会拒绝白话文,因为他们在白话文上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感。日本的言文一致已经开始近40年,其效果显而易见。正如我所论证的,中国其实是正沿着前车之辙前进,林先生不会不知道其结果。林先生是古文大家,他知道文言文发展至今的不易,知道文言文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根基,所以当文言文的权威受到威胁,大厦将倾之际,林先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我从中读出的是一代文言家的辛酸与无奈。
明治时代与中国19cen初期是十分类似的时代。明治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不仅仅是文学,思想、政治、衣食住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均是如此。明治时代的人生于幕府,长于幕府,他们的文化认同是日本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应该说,日本的文化变革并不是自发地,而是受外力逼迫的,这一点中国也是如此。从普遍上讲,日本大部分人是不承认西化后的日本文化为日本文化的。当明治全盘西化的车轮开始运转,日本人发现自己所熟知的一切正渐渐消失,而且可预知的不可恢复,这时他们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危机感。
维系一个国家之所以为一个国家的,不是领土疆域人口国名,而是它的文化。譬如中国之所以改朝换代后仍是中国,是因为中国被游牧民族征服后很快的同化了他们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得以延续;而现代埃及虽然与古埃及是同一个地域与名称,但由于文化上的本质差异使他们并非一个国家。并且,文化决定着人以何种方式与面目存在。人之所以能适应社会生活,是因为他在社会中找到了属于他的位置,找到了其位置所固有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而这从根本上讲都依赖于文化。因为是他所生长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他的社会位置,社会“角色”。改变这种文化,无疑是在否定他们已经习惯了的“角色”,并否定其之前“角色”的存在价值。而他们则不得不寻找并适应一种新的“角色”。
日本在面临明治维新的时候产生的危机感,不仅仅是改变生活习惯这样简单,而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危机感,关乎自身存在价值存亡的危机感。之所以西南战争中曾经高呼“尊王攘夷”的西乡隆盛会倒戈叛乱,也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文化危机。
同样,中国也在感受文化的危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出生在成长在古文的环境里,在四书五经的浸润下长大,千年的文化是他们骄傲的资本,老祖宗的东西被他们奉为经典。这是一个已经运作了千年的文化环境,如果不是西方的外力作用,它还会这样运行下去。与日本相同,中国的文化变革并非是自发的,而是受西方逼迫的。与中国的政治变革相同,中国的文化变革等不及其自身自发的发展,而只能跟着西方身后亦步亦趋。而西方的文化系统与中国的文化系统千差万别,如果要选择一个就必须要抛弃另一个。保守派与改革派也好,漱石的逡巡与犹豫也好,都是这两种文化系统斗争的产物。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做出改变都是痛苦的,对于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亦是如此。而对于中国来说,它不得不改变,也不得不接受改变。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当时确实领先于中国。也只有选择白话文,选择接受西方的思想才能拯救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我并不想以历史学的口吻来讨论历史潮流的必然性,并且我一直十分质疑这种研究方法。因为时隔100年的时间,在100年的历史运转后再去研究这种必然性未免有会使历史沦为胜者的历史之嫌。通过历史的材料,去还原一个真实的时代,在时代观察个体,从个体反观时代,在我看来才是历史的意义。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中国仍然是古文的天下,那么多的先生,自幼接受古文的教育,研读古文,他们对古文是带有极深的感情的。古文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标志与基石,他们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归属感,认同感的。同时他们也在看世界,也在看西方,也知道新文化新思想。其中的代表莫过于刘师培先生,刘师培先生是率先接触与学习西方民主科学思潮,进行民主运动的先锋,同时也是清末《文选》派的代表,在古文上有很深的造诣。当五四提出尽废旧文学之际,刘师培先生所编辑的《国故》月刊提出:“……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驳难新说。时至今日,学无新旧,唯其真之为是。”,“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写欧化者,恒谓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欧化而蔑视国故者,其无世界眼光正与之等。……吾为斯言,非反对输入欧化也,……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应该说这种论点是很有道理的,并代表了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的看法(当然这也是言文一致运动的矛盾性在中国文人身上的体现)。但我们的课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 高教1999)却只是将他们当作新道德、新文学的阻碍,旧道德、旧文学的拥护者而加以批驳,未免有失公允。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保守派在维护古文的同时,也客观上维护了以古文为媒介的某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也确实对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造成了阻碍。但维护三纲五常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这一点必须予以明确。(虽然林纡在后期思想上趋于保守并有“忠于故君”思想,但是他所说的“故君”为光绪帝,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忠君思想。)而正如我所说,选择文言文代表着对西方文化形式上的拒绝,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
当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文学,这个古文的世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种他们爱着尊敬着的,长期被视为唯一的东西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并很快的失去了正统的地位。“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他们意识到,若文言废止,则中国之千年传统文化废止,这是动摇其文化根基的行为。让他们抛下传统文化,他们不舍得。因为不舍得,他们便为维护它竭尽全力,声嘶力竭的在新文学的浪潮中发以微声,却又很快被淹没。而这样的话却还要被冠以“诽谤与诅咒”“恐吓与污蔑”的名声。其实他们所说的哪句话,有那句“打倒孔家店”适合这个名声!
改革总是会有反对的,我们习惯性的认为改革中的反对者都是“逆历史潮流”的。而如我在上面所说,历史潮流在我看来只是胜者的历史,并无客观规律可言。在历史的长河中,敢于不被历史裹挟,为了自己坚持的理念,真正做到溯流而上以发声者,是不是更应该得到我们的敬重呢。可惜斯人已去多年,当年的风骨也寻不回了。
客观来讲,当我们从现在回首近几十年中国的历史,文言文——以及文言文所代表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消失且可预知的不可恢复。这是言文一致运动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想起当年那些“逆历史潮流”“虚弱本质”“阴暗心理”的先生的话,有的真的很对。近些年来也在试图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收效甚微空有其表,“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林先生说的清楚,根基没了,空谈恢复也只能是天上楼阁。
我并不是反对新文化运动,我也并不是反对白话文。正如我说的,中国需要文体变革,也必须要接受文体变革。但是,当文体变革已成既成事实,我们是否可以至少公正的来看待这场发生在上世纪初,距今已逾九十载的文坛争论。胡适先生曾说:能不能“多谈一些问题”而“少说一些主义”。慎思之,我们因为“主义”动辄进行全盘否定与肯定,诚然前进得势如破竹,但倘若我们能回首,便会发现身后也已只空余残竹横陈,狼藉满地。慎思之,是不是一切问题都需要一个大帽子?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被塞进某个派里的位子?

私以为: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钱玄同先生所指出的白话文,是中国的一种未来,一种选择;林纡先生,严复先生所指出的文言文,是中国的另一种未来,一种选择。两种选择各有利弊,我们不能简单的肯定一方,也不能简单的否定一方。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少一些“腐朽落后”“虚弱本质”,多一些反思:当我们的历史已确定不能再改变,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它。



二、几点说明


关于为何选择中日言文一致进行对比:
选择日本的言文一致来对比中国的言文一致,是因为它们有共性的东西,从这个共性中可以较为粗浅的分析出言文一致运动这种文化现象的共性,而通过这种共性我们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言文一致运动中的保守派的思想,并得到一个结论:文言与白话是一种对等的选择,虽然文言文化中包括“三纲五常”等,但保守派的绝大部分思想并不存如左派文学评论中所说的“维护旧道德”“维护封建糟粕”的内容。

关于日本言文一致的阻力问题:
日本的言文一致是伴随着明治维新进行的,是日本借由天皇政府的政治力量强行推行的全盘西化链条的一环(至少后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说日本的言文一致不具有选择,也同样不能说日本的言文一致不存在阻力(反对的声音),而只是趋于含蓄。日本的作家相对于中国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们并没有立场化的泾渭分明的党派,而是体现出一种犹豫,这种犹豫就是言文一致的正确性遭到挑战的证明,之所以没有成为切实的阻力,我想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是由政府的力量强制推行的,当然众多的文学家本身对于言文一致的积极尝试也是重要原因。

关于源氏物语与现代日语:
源氏物语所说的和文,并不是现代日语。现代日语是言文一致时被创作的,当然并不是没有之前和文的影子,但是和之前的和文并不是一个概念。现在日本卖的源氏物语基本上日本人都需要翻译才能看的懂,很多古寺庙里写的东西也并不能用现代日语的语法与单词来解释。所以说,虽然它们同时都是由假名书写的文字,但并不能说的一种文字,甚至可以说是两种文字。日本的言文一致是一种“言=文的创造”,在这个意义,日本与中国的言文一致都是在三个选项间的选择。

关于中文于西文的异同:
中文与西文的异同,最大的方面来自于文章的书写方式。中文的文言文章,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往往重在体悟,重在感受,有话说一半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看古文往往知道他在说什么却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的原因。而西方的文学则相对直白,易于理解。所以当传播西方的思想时,晦涩难懂,没有固定理解的文言文就产生了很大的弊端。一方面引进时不易,另一方面传播时也不易。

关于批判的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即我是赞同中国选择白话文的。我认为,文言文与白话文是两个对等的选择,两种选择都有利,同时也有弊端,同时也是不可兼得的。所以我并没有批判新文化运动,也并没有批判白话文。我批判的对象从来只针对左派文论对保守派的有失公允的评价。即这是一篇针对文论的文论。
对于左派文论中的看法,我摘录了他们的论点,对他们的论点进行了驳斥,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至于批判的力度,我想凡是争论都是在保持理性的基础上的,超越了这个界限就叫做吵架。文学上的争论也是如此,有不满,所以我表达出不满,并说清楚不满的理由。这就够了。如果你骂过来我骂过去,就落了层次了(当然写的激情迸发一点是可以的)。

最后,由于本人所阅所学并不多,很多名词可能使用有误,概念的注解也或有偏颇,文章亦会有断章取义之嫌,如有这类错误,也请大家指出。如有不同意见,也欢迎讨论。

最后编辑Decorated~38324 最后编辑于 2012-09-28 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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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篇文章不是在讨论白话文言孰优孰劣的问题……
    谈一点个人看法的话,当然文字与语言相分离会造成难以传播,白话文是还文字之道于民,这点是没错的。但是还道于民真的是正确的么?或许我们听了太多的论调说文章要平民化,通俗化,似乎认为,平民的通俗的大家都能懂的就是好的。(我们接受的思想似乎认为民主永远优于专权,但其实民主政治和精英政治也是互有利弊。很多时候我们接受的思想被当作思考时不证自明的框架而出现,但其实有时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很偏颇的。)但是换言之,为什么要大家都能懂?从文学本身而言,大家都能懂势必造成文学烂俗化。当懂不再有门槛,那人人都可以跳出来说自己懂,对文学的谦卑何在。
    当然白话文在社会应用上确实很有优势,这也是白话文普及的原因。所以我并非反对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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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还是要说,我没有讨论文言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对文言与白话也没有个人的好恶,也不想对文言与白话的选择提出自己的看法。局限在这个问题上未免就偏题了。
    让人人都懂,其实无甚必要,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均未以让人人懂得为目标,何以文学是然?想懂得的,不用普及他自会懂得,不想懂得的,即使普及也枉然。当然写的浅显也只是为让那些想懂得的更好懂得,而并非让人人懂得。
    文学浩如沧海,而你我只是一粟,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说,不入门的一粟。前人千年的脚步注定不会让我们和他们是对等的存在,时刻要知道自身的渺小,才能有所进益。切莫与夜郎般把自己看得大了,所知越多,未知越多。
    至于文学烂俗化,就是因为门槛低了,没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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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生命力这个结论是如何产生的?群众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群众基础就不会有生命力?
    然后,这句话和本文的关系何在?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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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10# boluobread 的帖子

    至于刘先生的事迹,有兴趣的孩纸可以去百度一下,还是挺丰富的。当然也留了些话柄。

    关于你说的第一点,梅光迪先生的《评提倡新文化者》里有一段很能解释问题:
    “吾国今之提倡“新文化”者。颇亦类是。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吾国文学。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白话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兴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Hazlitt)。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且谓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诸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
    当然这篇文章也被作为“阻碍者的言论”而遭到批驳。

    “文学烂俗化”这个东西……要谈起来又要发表一堆老头子一样的言论了,我也不想说……
    至于普及知识,当然白话文有优势,这一点我也提过。当然太多的人拥有半瓶醋的知识也许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知识还是越多人懂越好。

    写文可以天马行空的写,当然若是研究文学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编辑Decorated~38324 最后编辑于 2012-09-28 2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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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15# ceruleanpearl 的帖子

      这篇文章只是听过大学第一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后的一点感想,交给教授来讨论的。确实很多地方不完善,也不能作为论文来看待(期末作业什么的离我还远着哩~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v-b)。这篇文章写的时候只用了一天的晚上10:00到凌晨3:00五个小时,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取材,只是凭着印象记得哪里的哪里有怎样的话就去找来用而已,结构上也有些混乱。还只是个雏形而已,以后或会丰富,也或不会丰富,如果有时间还是想再完善的,见笑了-v-b
      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把白话推进到了文这个领域。之前诸如白话小说,是由唐传奇一步步发展来的,一开始是戏文,戏文的话或多或少还是要贴近说话,也就带了白话的根。而文虽有骈散之别,但均系文言。文本身与小说既同属于文学又彼此区别,可以说长期在分别的轨道上发展。虽大潮流确实是白话日益繁盛为趋势,但具体上还需具体分析。
      其实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唯一想法就是:气不过。对书中偏颇的看法气不过,更为这种论调成为教材而气不过,也为著者无端抹去事实断章取义气不过。其实那时也懂得,毕竟是80s大陆出版的书,某些色彩是抹不去的。但是还是想说,这样的思考方式如果通过教育的方式延续,流毒甚深啊……
      其实本来是想写封建文化的,但是由于封建这个词在中国现在的用法很奇怪,既不是《封建论》中“分邦建国”之意,亦不是西方“feudal”的意思,而是被附上了很多奇怪的定义……所以当时犹豫之下还是换了词汇,是打算以“文言文化”代“中国封建文化”之义。但是正如所说,“文言”是媒介,是中性的,这个替代不能成立。
      又,三纲虽只有官员会提及,但我认为,三纲的思想还是浸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虽没有严格的规定,但也成为一种道德的约束与规范。
      对于文言文,我的看法是,文必须有其使用环境才会有生命力。白话替代文言之后,文言逐步淡出了日常使用,丧失了其使用环境,也就是说文言在白话文兴起后其实已经“没用”了。所以我们虽然研究文言,学习文言,但是却很少创作文言,新的文言作品也没有广为流传。
      说来惭愧,尔雅与说文虽久慕其名但也都未看全,说文更是只是扫过几眼。多谢建议,要学的还很多呀~这些书以后会多加参考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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