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星之夢（有劇透，請慎入）

有冲击力，收下

……大家的见地太高了……
〈星之梦〉留给了读者非常宽泛的思考空间，正如最后那句话：“星星究竟在哪里呢？……，我苦苦地寻思着。”这也是留给读者的终极思考。
我认为，靠制度，靠法律是不能真正拯救世界的，不对，准确的说是不能真正拯救人心。
人心需要被唤醒，被救赎。而制度，法律的出发点并不是唤醒和救赎。
废墟猎人重生了，靠的可不是什么制度法律。

回39楼：
我不知道你对“恶”的定义是什么，而且我也没听说过经济学都以人性之恶为前提，就算一些经济学理论有类似的前提，那也只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粗略假设。假设无法和现实划上等号，因此经济学也一直是错误不断。现在亚当斯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早就过了时，而新的制度经济学为了逼近现实提出了更多的假设，包括对人类利他行为的假设，但也不能作为可靠的论据。
什么叫“没有一种政治称自己与人民为敌”？难道中国几千年帝制都是得到民众支持的？人民并不是傻子，没那么容易被蒙蔽、把真伪混为一谈。"所有的政治和民主都有其虚伪性"？我觉得你过于想当然了，如果你怀疑它虚伪，就得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你自己出了问题。人类政治文明近百年来取得的进步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抹煞的。
关于瑞典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历史文化条件的特殊性可以解释某种制度为什么最先在某个地方产生，但却不能限定它的适用范围。任何民主制度不可能只体现某个社会阶层的要求，而只能对各个阶层的要求作出妥协，所以瑞典的制度固然也体现了中产阶级的要求，但也只是和其他阶层调和的那一部分。瑞典近年的改革是对现有模式的微调，例如减去了部分税收和减少20%左右的福利，这也并不是对原有模式的否定，更不会造成社会动荡。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你认为“人自身的问题必须通过人的主体性来解决”，那么你能不能谈一下具体有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TO 翼の憶さん：是的，正如您说的，废墟猎人重生了，从一具行尸走肉成为了一个“人”，这是一种任何制度和法律都望尘莫及的伟大的重生。因此折户也特意将那首战斗BGM命名为“HUMAN WARRIOR”，以刻意点出这层“人”的含义。

TO wdx04さん：我说的是政治经济学，在政治下的经济。如果我们谈的是圣贤和他们的思想和艺术，如果我们谈的是美学，那么我们可以不提这个前提。既然要讨论制度与经济，就不可能回避这个前提。这是政治经济学科的基本前提，而不是什么假设，更不是我在这里随便地“想当然”。从政治诞生那一天起，这就成为了一个在某种领域内的事实。同样地，我说的“没有一种政治称自己与人民为敌”也恰恰就是说，帝制当然不可能千年来都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但它们也都是有着虚伪的亲民的外衣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人民确实不都是傻子，但即使能够看到一些问题，就等于能够改写一切了吗？当然，政治一直以来都在适应不同的社会基础，这点我没有抹煞，但请您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哪里会有一个“善人的政治”。政治从来都不是那么美好的东西，这是其本质决定的，这一点的证据比比皆是。就拿近百年的国际政治来说，从大棒政治、列强政治、到巴黎和会的分赃，再到经济危机的互相嫁祸，到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和二战，到意识形态政治，冷战，还有许多打着中立旗号的暗中逢迎，再到为了自国发展而不顾全球环境，将经济利益置于人们的幸福感之上，以及地区争端中的阴谋和强权……任何一个例子都可以证明。倒是反过来，有哪一种政治经济政策是全心全意去追求至真至善的吗？或者您随便去问问政治经济学界吧，现实主义地说，有人把政治定义为“造福于人类的工具”么？还是请您不要站在一个纯粹的社会改良者的角度谈政治的理想功能。

另外，您说现在“亚当斯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早就过了时”，这个问题就大了。国民财富理论、贸易政策、市场经济、矛盾分析、政治与经济、阶层与利益分配等等等等，这些是一句“过时”就可以说明完毕的吗？请您再三思一下吧。
此外，新的经济学说不断地提出“微调”，但是这没有改变政治和经济的本质。如果本质还在那么我的那些政治经济学的例子中所表达的思路就还在。希望您真的领会了我在举那些政治经济学说的例子时的思路和主旨。

关于制度的适用，我想说的是多数情况下国情完全可以决定制度的适用范围与成败。即使某种制度在其“故乡”适应性良好，不考虑差异进行“移花接木”的话您能保证不出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实际情况的制度。“大家都向瑞典学习，然后世界一片光明”，这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领域来看，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因为现实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其复杂程度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不信您可以自己去实践一下）。何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在政治中占有优势的阶层必然会在协调的过程中更多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果政治不是权术与利益斗争的结果而是无私奉献，那么世上也就没有政治了。

您最后问的那个问题，关于“人的问题”，这可以有无限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几种比较主要的我在之前一路上的讨论中也都提到过了。
因为“事物的内因决定事物的性质”，因此“人自身的问题必须通过人的主体性来解决”，而主体性不能还是用那种概论式的“治世”思路来理解，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每个人的具体价值与体验。也就是说，解决问题不是通过一种制度来从外部改变一个群体里的所有人，而是放弃追求改变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从其自身出发，比如我们欣赏星之梦，感受那份纯真的感动，为之痛楚，为之触动，从而自发地从内心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并心怀这种精神，从认识自我、实现真我、到处世态度，作出一系列的规划，最终达到一种超越的人生境界。
既然谈到了这个话题，这里顺便建议您看一下32楼后一段我对关于“人生目的”的回复。

如果说39楼我表达的是“我们永远无法通过一些变化的外因而对人类的未来进行允诺”，那么我希望我的这楼在呼吁“把关注从全人类的光辉未来拉回到一个具体的自我的脚下”。这才是我于此的中心观点。wdx04君，不知您有没有发现这个呼吁中所包含的理念，也是我进入这个帖子的最初的起点呢？是的。悲悯、反思、成我、超越。

我既不想谈圣贤思想艺术，也不是在某个经济理论框框内作泛泛的讨论，我们讨论的是经济理论本身的对错，所以必须在其前提真伪问题上较真。因为前提错了，后面的一切分析都将是空中楼阁。而且从逻辑上讲，“这是政治经济学科的基本前提”和“这是一个假设”两个命题并不互相矛盾，就算前者为真，也推不出后者为假。至于“从政治诞生那一天起，这就成为了一个在某种领域内的事实”更是想当然的表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遭到了无数的批评，并且陆续有更接近现实的假设出现，他忽视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其盲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失败你自己也提过；而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早已被大多数国家摒弃，剩下的都是极度的贫困。所以我所说的“过时”，是指它们由于自身的严重缺陷，已经无法解释和指导现在的国家经济体制。如果你要曲解为“全盘否定”，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过，各种具体形式的民主制度已经在全世界许多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实现了，这正是对你的“国情决定论”最有力的反驳。最近的例子是我们的西南近邻不丹，原本一个君主世袭制国家，在国王的推动下，今年组成了第一个全民直选的政府。另一方面，“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这并不代表我国从过去、到将来都是“人口多，底子薄”，实际上国情会受到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制度。我承认制度改革总是“困难、复杂”，但这决不是“不可能”、“无法想象”的，这么多民主国家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一个个地改过来的。民主国家有利益斗争是没错，但并不存在一个占据明显优势的阶层，各阶层都会有所顾虑，所以利益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妥协。
最后谈一下我对所谓“人的问题”的看法。我认为个人的价值实现永远不能和社会的进步割裂开。就像你今天能欣赏到《星之梦》，浏览网站，发表评论，这都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你光顾着“一个具体的自我的脚下”就能得到的。个人的“悲悯、反思、成我、超越”的确比改革社会容易想象、容易实现，但这也没什么价值。当然，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不为世人承认的“完人”概念，然后一直朝那个方向努力，而且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它人看来，你这个理念就是自私和消极的。

首先我是以一种艺术的高度来对待星之梦的，而不须考虑它能对制度的“进步”产生多大功用。我所谈到的前提不是单纯的理论框框，我之所以进行强调是因为世界政治经济中许多的事务就是按照其中的许多基本原理或其衍生来实践的，并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这种实践中你不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对与错来回应，只能分析其在实践中的相性。这里没有纯粹的谬论，在长期的实践中它们必然反映出了某些本质的侧面。您说这是假设，那么您说到的那些好的制度的构想和未来的前景岂不更加是假设吗？而且这还是您个人推断出的假设。您了解了瑞典的制度概况，难道您就认为您把握到了其本质并能够对其走向作出判断了吗？这岂不是更加表面的东西吗？

我之所以在之前举例时就提到了许多经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是因为我是要从历史实践的角度证明您希望通过制度达到改良人性、实现一片光明的未来的思路本身存在问题。我一再强调的是制度等这些外因不能决定事物的性质和走向，何况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您所说的制度总是滞后于现实的，制度在于平衡与协调，而不是解决，它们代替不了人的主体性在人性范畴中的作用。您说我举的那些经典政治经济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错，我在说的就是“外因有着永远走不到的地域”。在“适应－过时－再适应”的过程中，外因始终有它深入不到的地方。更何况您的这些制度必须依赖于政治，我用现实和理论证明“没有‘善人的政治’”，如果你连这点都不承认那么我只能说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了。斗争中的妥协只是一种维持稳定的补丁，有政治的地方就有优势阶层，只是优势有大有小罢了。获取这种优势正是政治斗争的一大目的，没有一种政治能够证明搞政治的都是全心全意为所有人卖命的老好人。我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能从相对层面去理解，不能绝对化。至于“从政治诞生那一天起，这就成为了一个在某种领域内的事实”，您也否定得非常之想当然。因为政治是人的政治，人性反映到政治中，人类从政治中总结，再回过去运用于政治实践。如果您不同意该前提，那么您可以尝试在否定其的条件下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经济体系，对政治经济知识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人类可以在民主和制度上玩出各种花样，我说的国情决定论是指我们无法通过推广一种特定的花样至全世界从而形成世界福祉人类大同。国情确实会变化，但不能说影响国情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总是先有国情，后有制度，不丹的全民直选，也只能说是国情的需要，当然，我们不能把一个“君主世袭”就当成国情的全部。

人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决定了人可以不断地出现问题，能够达到一定境界的人始终是少数，因此困难和复杂是永远的现实，您所看见的那些制度上的进步是人类不断使上层建筑适应物质基础的结果，但我所关心的人的内质不是物质的发达能够掩盖的。

最后谈谈您最后一段说的内容。我没有把个人的“悲悯、反思、成我、超越”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相割裂。古人看不到星之梦，但古人有古人“悲悯、反思、成我、超越”的条件和形式，而今人也有今人的。在集中营里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在一片黑暗中还有最后的思想的自由，去努力不丧失自我。这是我在一位犹太作者的回忆录中所看到的。我这里想说的是，我可以在我的环境所允许的条件下追寻我的成我与超越，你可以在你的环境所允许的条件下追寻你的成我与超越，而在这种追寻的过程中，相比世界的未来，您更应该关注“一个具体的自我的脚下”。如果您说这种追寻是容易实现的，那也只是因为一个人在决定自我内质时有着绝对的主动罢了。您说这没有什么价值，或许，一个圣人对世界的命运确实没有什么贡献，但他/她对他/她自己的贡献就是百分之百的。更何况这一部分人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其理想度已经高于一般的“自然人”了，他们是制度创造得了的吗？我向着内心安顿自我，您满怀抱负改造世界，谁对这世界来说更好，没人知道。至于一个人在“悲悯、反思、成我、超越”的过程中还要征求世人对完人概念的承认，这岂不是一个笑话吗？不过我可以说，非常多的这类人都在其独自追求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很多的共通之处。

您说这是一种自私和消极，好的，您可以这么评价，但您认为这种积极或消极对一个有着内化追求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梵高在118年前的一片金色的麦田里开枪自杀，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人类失去了更多地欣赏其艺术、陶冶心灵的机会，您也可以批评他说他太自私，但萨特会说，他是他自己。星之梦也是艺术，而凉元，也是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有权自私。

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人生更幸福，唯有天知道。——苏格拉底

我说到的好的制度已经确实存在于一些国家，这是事实而不是假设，而你认为“未来的前景”是假设，是把因果倒置了，未来的前景是我的推理结果而不是原因，我并没有以“未来的前景很好”为前提作任何推理，所以这也不能称为假设。而你却在拿经济人假设，对“人性之恶是不可能被整体改良”作肯定的证明，这岂不是很可笑吗？既然你认为应该在实践中分析理论的相性，为什么却要抱着那些一百两百年前的理论不放呢，难道从那以后人们的实践就停止了吗？为什么你对那些批评他们的声音充耳不闻，而且对近几十年来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新理论只字不提呢？事实上，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必然产生损人利己的行为，也只是博弈论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的想当然结论。艾克斯罗德以计算机程序研究囚徒困境证明了，一个自私的人的群体会自发地向加强相互合作的方向进化，而损人利己者和绝对善良者(从来不报复损人利己者的人)在进化过程中都将被淘汰，从这个结论可以看出，“双赢”是可以存在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等价于恶，因此也不能得出人的本性就是“恶”的结论。
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没错，但这个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正是试图从变化中找出规律。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制度变化规律的学科，这些研究者同样承认制度变化的规律非常复杂，而且一些类型的制度的巨大惯性会使得它们难以改变，但他们在研究冲破那些顽固的利益集团的方法，而不是“不可能”。我认为北欧国家的政治已经是善人的政治，只不过这个“善人”并不是你说的老好人，他们也会争取自己的利益，只不过考虑问题更加周全，更接近博弈论上的最优策略罢了，你所说的绝对化的善，我们并不需要。
“我向着内心安顿自我，您满怀抱负改造世界，谁对这世界来说更好，没人知道”？在这世界上，自有人流芳百世，有人遗臭万年，你以为这两类人没有分别？当世人都是聋子和瞎子呢，典型的掩耳盗铃者的思维方式。“一个圣人对世界的命运确实没有什么贡献，但他/她对他/她自己的贡献就是百分之百的”？别玷污了“圣人”这个词语，无论古人今人，对世界的命运没有贡献的人没资格被称为圣人，对自己贡献百分之百的人是百分之百的小人。“至于一个人在“悲悯、反思、成我、超越”的过程中还要征求世人对完人概念的承认，这岂不是一个笑话吗？”呵呵，既然你不在乎世人的承认，那你就应该造座象牙塔把自己关起来啊，凡人的毁谤只会对你的“完人”形成干扰。若不然，你就该好好解释一下在这里发贴的目的，否则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虚伪。
说到梵高，可惜他和你说的不一样。他一生都在追求世人的友爱和认同，尽管他到死都没有得到。梵高认为艺术应当关心现实的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他因为太爱这个世界而失去了自我，虽然他最后的自杀是消极的行为，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做过无数次积极的努力。他曾经把自己的钱财和衣物都拿出来接济穷人，也曾经全身心地支持矿工为维护自身权益进行的斗争。在这些事实面前，我可以断定：梵高绝不是你这一条道上的人，你休想把他拉下水。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倒是可能和你比较像，这两人都反对民主，赞同独裁，而且寄希望借欺骗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你跟在这些人后面“反思”，也许还能把对自己的贡献提升到110%也不一定？

最后也送你一句名言：
不要嫉妒那些在蠢人的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因为只有蠢人才以为那是幸福。 —— 伯特兰·罗素

您在论述您看好的制度、推论您认为的未来的时候始终把关切放在了制度本身和利益的发展上，这也是当今世界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的主流倾向。可是我在之前就一直强调人的发展必须通过人本身的发展来实现，而这些外在的因素始终走不出它们自己局限的领域。我没有抱着什么理论不放而对那些批评充耳不闻，我自己也多处表达了对其的批判，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理论是经过了历史的长期实践的，它们所奠定的各自领域内的基本理念至今也并没有被新的理论所替代，也就是说，它们仍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各自领域的“本性”。至于批评，您或许更关心方法论上的调整，而我更关心的是观念的改变。您所看好的新理论追求的仍然是利益，希望通过利益的满足实现世界的美好，然而利益的积聚和协调是不能代替人的发展的。我从来就没有否认在利益的博弈中双赢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双赢并不解决人的内在问题。大多数人的思路始终是巴比伦式的，那就是造一座利益的巨塔，于是大家就会有一个天堂。但我的观点是即使我们能够把这座塔造得越来越高，但只要人性本身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发展，我们依旧不能得到一个美好未来的允诺。在这种巴比伦模式中，如果您始终看不到“人”的扭曲和消亡，始终抛开人文关怀而用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来看待发展，那么您当然看不到恶，因为您的标准与我的完全不同。

当然，我也有我比较赞同的一些新观念，但它们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原因有很多，但这与人本身的问题不无关系。）。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依旧被世界大部分人当作天方夜谭，这种造塔的竞赛从来就无法停下来。至于以幸福学为主导的经济学，因为人的永不满足而举步维艰。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无理的绝望，但我无法告诉您我能够高度期待什么。我确定我能做的就是把握好我自己，即使做不出多少贡献也保证人畜无害。

再看看那些比政治经济更贴近人本身的发展的价值。折户在星之梦中用一个大写的“HUMAN”肯定了梦美对废墟猎人的灵魂上的唤醒。一段不长的共处时光和一次感人的星空解说使他从一具行尸走肉又回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心”的“人”，使他心中诞生了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星之梦”。这就是一次典型的人的实质发展（仅指个体意义上）。这不是制度能够包揽的领域。您可以规定“每星期必须去一次天象馆”、也可以规定“必须认真听天象解说”、甚至可以要求“必须深有体会地感悟星空”，但这些显然都是徒劳的，甚至还有反效果。当然人的发展不一定就是感悟星空，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起关键作用的都不是制度这类因素。制度等只能在外围提供一定条件，人的实质发展还得靠个体自己。
然而现实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一味地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追逐利益，在利益的面前，谈人心的完善与超越始终是苍白的，正如您可以热衷于最优策略而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需要绝对的善”，那么您也可以说我们不需要深厚的人文情怀，不需要信仰与虔诚，不需要超验与冥想。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根本不看重这些的价值，而关心的是制度和那些外在的利益运作，这就不能保证人的发展。
显然，您的追求和我的追求是不同的，自然也就无法对我作出任何认同了。

看了您后面的内容，很遗憾我觉得您完全是在曲解我的陈述。我不知道您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关于那个“没人知道”，我指的是“无法作出绝对的判断”。一个与世无争平平凡凡的人和一个对这个世界满怀抱负的人，您或许觉得满怀抱负就定能“留芳百世”，但“遗臭万年”的也往往是这类人，这怎么见得我把世人当“聋子”、“瞎子”，有哪里说明了我“掩耳盗铃”？或许您所谓的“圣人”是那种对世界贡献巨大的人，但我说的是比如说八大山人朱耷，他隐居一隅，自我修身养性，书画自如，说起他这些行为，全是为了自我的完善，对世界命运没有多少贡献。您若说他是“百分百小人”，“没资格做圣人”，还“玷污”了圣人，那也只能是您个人的观点了。我的确不追求世人的承认，在这个社会里象牙塔太奢侈，我只求维持一个安身之境就行，不追名逐利，留给自己更多自我完善的外部条件就行。我在这里回帖只是表达一下我的艺术人文观点，顺便对自我体系进行梳理，同时还可以看见更多典型的不同观点（比如您的），触发新的思索与反思。至于“诽谤”，我想是没有什么干扰的。至于您说的“虚伪”，我是没有明白您想说什么。

至于梵高，我只是通过他的自杀来举例子，难道一个人自杀还非要“经过无数次积极的努力”后才有这种“消极”、“自私”的权利么？至于他支持矿工维权，也是因为他虔诚的宗教使命感和传道热情。星之梦的作者凉元懒懒散散每年上班不到20天，麻枝说他非常有艺术家气质，在辞掉key社工作后他长期天天游手好闲泡壶热酒写写BLOG享受生活，在LEAF挂个名到现在也没做什么，他这种人也不是您理想的道上的，要您说这也是相当地“自私”、“消极”吧。可就算您批评，从人家的角度来看，这种“自私与否”、“消极与否”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实现了他的自我，也没有妨碍到谁，那么人家凉元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生活下去呢？

至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我可不敢当。他们的某些思想至今还显露锋芒。至于他们的政治态度，我没有表示过要在这方面“跟在他们后面”。我知道您会为他们的这个方面急：因为您看来是个对世界有抱负的人，而心怀世界之抱负的人多少都有“向外用力”的倾向，但我还是劝您不要随便定义别人的“幸福”，说谁是“蠢人”，指点哪里是“蠢人的天堂”。

另外再说一句，如果您连我这种偏安一方而且有好好做自己份内事的人都看不惯，那想必您看不惯的人会非常多了。

网上哪里有哲学可以学？？？我看了头痛[:Orz:] [:Orz:]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经济理论能够经历长期的实践检验而不需要修改的，他们的局限性正是源于对人性的不准确假设。但是，如果说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则你的“人本身的发展”论局限性无疑更大，因为你自己也承认，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接受你的观点，也不可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多少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你拿巴比伦塔来形容现在的人类社会，我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可比性，首先巴比伦塔不过是皇权和神权的象征，而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次巴比伦塔是毁于外来的波斯入侵者而不是塔的建设者，如果非要作机械类比的话，你等于是说人类将会被外星人给灭了。历史上有很多人喜欢断定某事物必定灭亡，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包括马克思也是，假使他复生，作为一个诚实的人，肯定要好好反思“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灭亡”，而不是去无耻地宣称“资本主义总有一天是要灭亡的，我不知道它在哪一天灭亡，但它总归会灭亡”；同样地，你作为一个末日论者，也应该该好好反思“人类为什么还没有灭亡”，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终有一天要灭亡”。
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早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他们承认世界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可以用经济零增长之外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现在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例如在限制人口增长方面，中国做出了成效，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中国人口将在二十几年以后开始下降；在能源方面，可再生清洁能源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利用，近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风能，英国民用电力完全来自风力发电，西班牙全国40%的电能是风电，在中国，近两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事例说明，所谓“增长的极限”(人口数量除外)是可以被拓宽的，人们完全有能力使自己更加富足。
即使说完善的社会制度是我的追求，那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并没有告诉过你我不需要人文情怀——当然，即便是说人文情怀,你我也有很大的不同。拿你前面说的一句话为例：“比如我们欣赏星之梦，感受那份纯真的感动，为之痛楚，为之触动，从而自发地从内心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并心怀这种精神，从认识自我、实现真我、到处世态度，作出一系列的规划”。这句话到“为之触动”为止，我都很赞同，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但再往后就看得我毛骨悚然了，《星之梦》的“功效”有那么夸张吗？那你倒是说说，你看《星之梦》和看《AIR》或其他所有你看过的文艺作品时相比，都产生了哪些不同的精神？对自我有哪些新认识？处世态度有何变化?规划了些什么东西？至少我是没有，我觉得对于文艺作品，只要能发觉它本身的美，得出一些浅显的道理，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去把它哲学化、内涵化，把它看得过于沉重。
后面一段，我确实“曲解”了你的陈述，因为在你看来，既然“知道”等价于“能够作出绝对的判断”，所以“无法作出绝对的判断”自然就是“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我不知道你到天是否还活着，因为我无法绝对肯定你今天不会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一样。再把这个结论推广，则你更没有心思去分辨爱因斯坦与希特勒等人各自有着怎样不同的理想和行动，仅仅因为他们都是“有抱负”的人，就可以把他们划作同类，混为一谈了。所以我前面说你掩耳盗铃，也真是冤枉你了，你哪能是去盗铃呢？谁敢“绝对肯定”你是去盗铃呢？你是怕铃被坏人盗了，好心帮主人家藏起来吧？对于圣人，我的看法主要依据是字典的解释“德高望重、有大智、已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如果严格按这个标准，恐怕从全人类有记载的人里也找不出几个来，但是宗教信徒必定把他这门宗教的创始人称作“圣人”，从事某一职业的人们也往往喜欢从历史上推举出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作为“圣人”，这样的“圣人”根本就没有普世意义，你要喜欢就请便。你说“这个社会里象牙塔太奢侈”，我看未必。这里你刚好提到朱耷，我听说他是做过一段时间和尚的（又听说后来不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是不甘寂寞？），仔细想来，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比“南朝四百八十寺”那会儿，但寺庙还是找得着的。你如果真是“不追名逐利、求维持一个安身之境就行”，那完全有条件有义务向朱耷同志学习，加入“圣人”的队伍中。不过鄙人建议，不要去少林寺那种名气太大的，最好是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山区，没有被标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那种。
我没打算去定义别人的幸福，罗素也没有，他只是在告诫我们这些善行不够、不能去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们，想开点，别存心嫉妒而已。
你自认为是“好好做自己份内事的人”，我却压根没明白你的“份内事”是指什么东西。仅从你回我的几个帖子来看，上半部分论证“人类灭亡是历史的必然”，用的是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引经据典也都是来自一些理性主义思想家,似乎你是崇尚理性的；下半部分强调人文精神，举的例子又是梵高、“八大山人”，似乎又可以不要理性了，所以我搞不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怀疑我看不惯的人非常多，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假如一个人，自命很有人文情怀，即使明知大难即将到来，仍然总是去安慰、鼓励别人，而不是对着别人满怀希望的人，却用“严酷的现实”去打击他一下，我不会看不惯他。假如一个人，他没有设么抱负，他只是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悠闲，但从不发出“人类……物欲……高塔……终有一天要倒”这样耸人听闻的高论，我不会看不惯他。假如一个人，他喜欢和别人争论，但是不打“与世无争”的幌子，我不会看不惯他。
就我现在所了解的人当作，好像没没其他人和你相像了，所以还请你继续修身养性，不用去为非常多的人担心了。